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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 专家:可为全国性数据库提供经验

2019-11-03 17:50:33来 源:乾佑资讯      评论:0 点击:691

每当一个孩子受到性虐待或凌辱,每个人都会感到愤怒。对于罪犯来说,即使他们受到相应的惩罚,人们总是担心他们回到社会后是否会再次侵犯无辜的儿童。

9月11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的成都市侵犯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人员数据库正式投入使用。消息一传出,许多人立即称赞它,并希望它能推广到全国,以防止潜在的罪犯再次伤害儿童。

日前,《红星新闻》采访了参与数据库编制的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家庭庭法官朱英哲。他说,大约五六年前,法院开始考虑如何在前端防止和避免对未成年人的侵害。建立这样一个数据库可以作为相关行业招聘的参考,同时希望能够唤醒公众保护未成年人的意识,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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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

建立一个数据库,防止和切断前端犯罪的可能性。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未成年人性侵害犯罪的意见》,规定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加强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首次明确了“以儿童利益为重”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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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受到了启发。从他们的处理经验来看,大多数针对未成年人的案件,特别是性侵犯和虐待案件,都是事后编造的。他们认为,如何预防和切断前方犯罪的可能性是保护儿童利益的最佳途径。

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在全国各地频繁发生,其中有许多教师、医疗援助人员等。他们利用工作机会犯罪,呈现出累犯率高的特点。建立一个可以查询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并限制这些前罪犯再次接近未成年人的数据库似乎为解决这一社会难题打开了一扇门。

朱英哲告诉红星新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几年的酝酿,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经验,初步提出了建立数据库的设想,并与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等经常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进行了多次沟通,征求意见。“沟通和协调的过程实际上非常顺利。每个人都同意建立数据库的必要性。可以说,目前的外部和内部条件相对合适。”

2018年10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成都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卫生委员会、交通局、团委等7个单位签署了《侵犯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各成员单位可通过数据库查询侵犯未成年人利益的违法犯罪人员的信息,包括因性侵犯、虐待、诱拐和贩运未成年人而受到的刑事处罚或行政拘留处罚等。《办法》还要求会员单位保密。仓储人员的信息应当保密,不得向社会公开。

根据《办法》,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始建设数据库。由于信息保密性要求高,数据容量大,经过近一年的开发调试、数据录入和应用培训,该数据库于今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数据库中的信息主要来自成都地区法院审结的侵犯未成年人案件。在选择存储人员时,首先,应与特定受害者为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相对应,如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绑架和贩运儿童等。,然后根据刑事或行政拘留处罚的期限和行为的严重程度确定其犯罪信息的存储期限,并在期满后自动删除该信息。”朱英哲说道。

实施:

行业主管部门可以进行查询,然后反馈给需求单位。

数据库投入使用后,幼儿园、小学、初中、幼儿和青少年培训机构、医疗机构、社会援助机构、交通行业等教育机构。在成都,招聘人员时可以向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咨询。

成都法院司法开放网右侧有一个进入数据库的窗口,称为“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犯罪宣传平台”。各主管部门通过已开立的账号和密码进行查询,并将仓储人员的信息反馈给相关需求单位。

网页右下角是进入平台的窗口。

“每个单位的账号是不同的,也有一些功能上的差异。例如,公安部门有权输入信息。接下来,我们还将输入公安部门行政拘留处罚的数据和信息。”朱英哲表示,将调查和反馈权授予所有主管单位,将更便于操作,提高效率。

在查询页面上,红星新闻(Red Star News)注意到在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简单案件、句子等后。仓库人员的信息会被显示出来,而受害者的信息会被适当地隐藏起来。朱英哲告诉红星新闻,这是基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考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设计数据库时,除了保护未成年人外,还保留仓储人员的上诉权和救济渠道。

“如果仓储人员认为他们已经完全悔过,不会再侵犯未成年人,他们可以向我们申请从数据库中提取他们的信息。我们将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取消,仓储人员可以提供心理评估和其他证据证明它不再有害。对于那些符合撤销标准的人,我们将从数据库中删除他们。目前,有这样一个程序设计,具体听证程序和方法的细节将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朱英哲说道。

余额:

保护未成年人也应该帮助罪犯重返社会。

今年5月,上海发布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对性侵犯者就业的限制。雇主在招聘相关职位时,应要求应聘者如实报告是否有性侵犯及其他犯罪记录。用人单位有义务进行检查,发现拟聘用人员有相关犯罪记录的,不予聘用。

也是在5月,广州启动了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数据库,与教育部建立了联系,并在与儿童成长有关的特殊行业或职位的人员进入程序中建立了一个强制性的犯罪记录查询机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人不能在当地担任相关职务。

今年2月,浙江省宁波、慈溪两级检察机关也开发设计了“预防未成年人性侵害信息查询数据库”。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和监督的有关单位可以按照具体程序向检察机关申请查询。

除了犯罪记录调查和就业限制,一些地方还采取了更大的措施。2017年12月1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依法对涉嫌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的四名被告作出集中判决。同时,发布了淮阴区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工作委员会、教育局等九个单位联合发布的《禁止对未成年犯实施性侵犯就业和信息公开》文件。根据该文件,在刑事判决生效一个月后,四名严重刑事犯罪人的个人信息将通过司法机关的官方渠道向公众公布,他们将被禁止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

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披露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信息可能侵犯他们的隐私权,不利于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朱英哲认为,实践限制和信息披露是有根据的。例如,在网上可以从中国的司法文件中找到刑事判决,其中包括罪犯的个人信息和犯罪历史等。数据库的建立只整合和显示与侵犯未成年人有关的信息。但在保护未成年人和帮助罪犯重返社会之间,朱英哲认为把握和平衡这一“度”非常重要,是一种考验。

「目前,我们依靠资料库的资料,为有关单位聘用的人员提供参考。我们没有直接禁止仓储人员在相关行业工作。同时,我们也保留了他们上诉的渠道,即平衡各方的利益。今后,在实践中,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我们期望通过数据库的运作,保护未成年人的防线将向前推进,尽可能防止未成年人接触危险来源。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在实际层面上为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为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提供直接和第一手的数据参考。”朱英哲说道。

建议:

地方探索可以为国家数据库提供实践经验。

成都志愿服务协会会长、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严复认为,该数据库的建立是值得称道的。但同时为了避免一刀切,我们可以从所有儿童的最大利益出发,按类型、危害程度、再犯罪风险评估等考虑仓储标准。她还建议,更多的儿童相关专业可以参与不同的领域,应该让儿童性犯罪者有更多的机会。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许多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的罪犯都有类似的犯罪记录,因此非常有必要防止这类罪犯再次与未成年人发生密切接触。成都市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人员数据库,以及此前在上海、广州等地的尝试和探索,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可以提醒相关部门在招聘过程中加强防范。”上海法学会青少年法律研究会副秘书长田夏香说。

田夏香认为,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难题,各地的一审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难题找到了突破口。他建议,经过一些实践后,成都或许可以加大执法力度,从为数据库查询提供参考,到实施准入门槛和引入就业限制法规。同时,也可以以成都的实践为榜样,延伸到整个四川省。通过各地的首次探索,将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犯罪数据库提供实践经验,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发挥更大作用。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青年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学梅也表示同意。“我们可以预见,在实践中可能会有一些部门更有动力申请信息查询,而另一些部门则没有。如果不能保证应该咨询的部门将使用这个数据库,它似乎毫无意义。因此,我认为在未来,我们可以逐步建立聘用特殊职位人员的程序性要求,并建立强制性的调查机制。”

张学梅认为成都措施在相关部门的人员招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一种风险管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让相关部门知道,让公众知道并监督,使之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实施和不断的探索和完善。

红星记者虞照

编辑王殷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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