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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有在大笑之余,才能真正感受痛苦|专访赖声川

2019-10-22 20:47:26来 源:乾佑资讯      评论:0 点击:4975

我们和赖声川的对话是上个月在上海上层剧院的后台办公室进行的。赖声川坐在沙发上,看起来很放松。他的妻子丁乃竺和工作人员谈论了活动的细节。一小时后,他将在丁乃竺剧院的舞台上参加一个阅读会议,讨论他今年出版的剧本。

丁乃竺和赖声川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1984年,他们成立了一个表演工作室,迄今为止已经制作了39部原创戏剧。今年,中信出版社将出版9个赖声川原创剧本集。赖声川第一次成为丁乃竺书展的嘉宾。

借读书会议的机会,书评人和作家赖谈了一天。从《桃花源单恋》到《梦之梦》,公众眼中的赖声川总是与热播剧、难买门票和明星营销联系在一起。著名的赖声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他喜欢笑,让人发笑。他个人微博上的“导演生活笔记”包括每日例行排练和每日生活记录:像他这样忙碌的人会抽出半天的闲暇时间去各地参观和收集吉他。他在上个世纪长大,经历了几十年的起伏。你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你认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怎么样?他如何看待原创戏剧的意义和明星营销的争议?

然而,在听我们聊天之前,书评人想向你展示阅读会议的场景。注意,狗粮来了。

北京新闻记者卢婉婷

在奇怪的生活环境中

感知记忆,感知荒谬

赖声川戏剧作者:赖声川版本:中信大潮|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

现场的笑声

丁乃竺和赖声川一生中有无数的话要说,但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阅读会议上一起面对观众。“有点尴尬。”丁乃竺的开场白引起了观众的一阵笑声。

当他们在1974年第一次见面时,他们似乎互相认识。伴随他几十年的故事可能已经在劳芬的耳朵里结了茧,但近距离观看现场的“狗食”仍会让他发笑。擅长讲故事的赖岛展示了他在现场逗乐观众的能力-

赖声川:当我开始写作时,一切都“正确”。喝了,咖啡没有达到一定的热度,写不出来;光线是错误的,无法书写。音乐是错误的,不能改变;一切都好。我不想休息。(笑声)旁边的人真的...

丁乃竺:只有我知道这个。

观众对意想不到的冷吐一笑。片刻之后,丁乃竺继续说赖声川的写作习惯对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

丁乃竺:这些并不是最可怕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有时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但是在我告诉他之前,他说,“我不能!”之后,他会对我说,“不,都没了!”刚才那句话让他的灵感消失了。这太可怕了。我毁了一件作品。

赖声川的批评曾经招致丁乃竺的“责骂”:“你是什么作家?我认为真正的作者甚至可以蹲在印度的路边写它。”他咽下“骂”字,没有回应。“这就是我们的关系,”赖声川说。“我会考虑这是否合理。”他说他现在变了很多。尽管他仍在努力争取最好的创作环境,但现有条件并不理想。他被要求接电话,没有问题。需要他出去买东西,没问题;需要被打断,没问题...这时丁乃竺插话了——

丁乃竺:不,绝对不会被打断。

当丁乃竺说话时,他总是保持他的速度,这使得上面的“穿刺”听起来更有趣。在“丁洁”的口中,赖声川喜欢随时拿纸来创作,而她喜欢干净——

丁乃竺:我不小心扔掉了他写的东西,他说我扔掉了伟大的作品。

八月,上海的夜晚充满了湿气,台风很快就会袭击这里。但是在阅读会议上,来自不同地方的观众被这对夫妇逗乐了。

赖声川(右)和丁乃竺出席了活动。

神奇的相遇

在后台办公室聊天时,赖声川反复提到一个词——“魔法”。我们谈到了他小时候在美国的独特经历。作为一名外交官,他与一名富有的美国人的儿子和一名古巴难民的儿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赖声川的微博上,你可以找到他关于这两个小朋友的文章。米格尔是一名古巴难民,性格开朗,但对他的父亲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感到不快。康拉德家族是一个富有的美国人的儿子,非常富有,因为他的曾祖父是香烟机的发明者。许多年后,外交儿童成为华语世界著名的戏剧导演。大亨的儿子于2003年去世,而快乐的米格尔也失踪了。

赖声川将话题转向个人生活经历。上帝如何安排每个人的命运太难理解了。经常改变生活环境的赖声川将自己的生活描述为一种超现实的组合。他以为他会永远跟随外交官的父亲出国,但他留在了台湾,因为他父亲去世得太早。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他发现没有可供戏剧教学的材料,被迫成为一名“赖编剧”。

1986年版的《桃花源记》诞生在赖声川和丁乃竺的客厅里。当时,这部戏剧在台湾已经沉寂多年,正准备挑起事端。戏剧似乎处于“半野生”状态,专业演员更倾向于在电影和电视剧中表演。排练过程也充满了神奇的机会。为了节省预算,“非专业演员”丁乃竺是女主角云樊植,“金宝”(他们对金士杰的昵称)扮演江刘斌。当时一起工作的许多演员都有其他职业。赖声川是一位年轻的教授。其他人包括一家电脑公司的副总裁、一名自由撰稿人、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以及侯孝贤电影中的演员...赖声川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做饭和其他演员。他们吃饭、聊天、排练到晚上10点左右。第二天,回到各自的岗位。

金士杰和林青霞主演了电影《桃花源记》的剧照。

已经打开的记忆

在创作过程中,赖声川将首先写一个提纲。从大纲到脚本的过程非常复杂。他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即兴色彩——去除了剧本的束缚,导演和演员共同润色排练中的角色。丁乃竺还记得在病房里男女主角重聚时排练过《桃花源记》的情景。两个深爱着对方但已经走上不同生活道路的人在一起聊天。赖声川命令丁乃竺让“云樊植”起床离开病房。金士杰这时拦住了她。他的情绪还没有结束。他问“云樊植”:“这些年你有没有想过我?”

那时,夕阳照进了丁乃竺家的客厅。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看到的不是金士杰,而是她那一代的父母,他们像江刘斌和云樊植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留在了台湾。丁乃竺立刻崩溃了,眼泪顺着她的脸流了下来。

“我记得那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好像赖老师是唯一没有哭的人。”

赖声川还说这是一部非常特别的戏剧。当“云帆”起身离开,向大门走去三到五秒钟时,赖声川心想:金宝,你为什么不拦住她?人们离开时没有机会!这时,“江刘斌”拦住她,说了那句话。“我开始要求他们不要哭,而是冷静地处理这件事。事实上,我签了标签。当他们都哭的时候,我意识到哭是对的。”

这就是剧院的魅力。如果你真的达到那一点,你会知道它不能被断然处理。后来,“云樊植”离开了,大约十分钟后,房间里没有人说一句话,直到情绪平静下来。

“现在想想这部戏(《桃花源单恋》)可以演30多年,它和那天下午有关。”赖声川说,“那天他们找到了一段可以打动每个人的心的话。”

1986年《桃花源单恋》首映时,海峡两岸仍处于封闭状态。前代的怀旧记忆通过戏剧打开了两代人的心灵。后来,在赖声川的创作中,有许多他父母生活记忆的片段。他本人并不是自传作者,但他会在他的剧本中加入一些生活片段——他的父亲,他看不透自己的思想,他的母亲,他从探亲归来,既轻松又沉重。

荒诞中的幽默与关怀

除了财富和记忆,赖声川经常在采访中提到“荒谬”这个词。这两个词可以作为理解他写作背景的线索。

赖昌星作品的荒诞与他对喜剧的表现融为一体。在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赖声川开始了对喜剧的系统研究。在排练他的毕业作品时,他选择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诙谐的餐桌,荒谬的内心。赖声川认为《等待戈多》是一场精彩的闹剧。只有当一个人笑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感受到痛苦。

他提到《等待戈多》是一部必须在微博上更新的《导演生活笔记》(Director's Life Notes)中“看到”的戏剧:它需要正确的制作、导演和演员的正确理解。所谓的“正确”是使它足够幽默,甚至使它成为闹剧,这样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两个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多”流浪汉实际上代表了整个人类——我们所有人——都在无所事事地等待。

《等待戈多:[·爱尔兰》作者塞缪尔·贝克特译者:余忠贤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喜剧中挖掘现实的荒谬、残酷和悲伤会让欢笑和哭泣更有意义——赖声川最喜欢的喜剧是契诃夫式的。契诃夫把他的《海鸥》定义为一部喜剧,但最终主角自杀了,每个角色都被命运玩弄。赖声川的《桃花源记》有许多有趣的片段,但留给观众的最后一件事是沉默和忧伤。生活中最极端的悲伤和快乐只能用一条细线分开。这出悲喜交加的戏剧能给观众更深的触动。

然而,这种荒谬和幽默能引发情感共鸣的原因在于喜剧结构背后隐藏的担忧。赖声川从来不想抵制荒谬。他想知道它,理解它,理解它为什么存在。不可抗拒的本性、错位的生活和无法控制的命运因此变成了荒谬的段落,并被轻轻地融入到赖声川的创作中。

与赖声川的对话

01

记忆和怀旧

当我父亲坐在窗边泡茶时,我不敢碰他。

新京报:这一次已经出版了九本戏剧书。你为什么选择这九本书?

赖声川:我并不特别坚持出版这九本书。这套书主要由出版社的编辑主导。最终,九部选本更具代表性,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如《梦的梦》、《桃花源记》、《金银岛村》等知名剧,以及《红色天空》、《伴有阴影》等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

新京报:《桃花源记》和《金银岛村》都涉及到特定历史时期集体记忆的再现。你想在这些戏剧中保留什么?

赖声川:在做《桃花源记》(以下简称《暗恋》)时,我没有考虑历史。直到1987年和1988年,两岸才开始交流,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故事。我们的《暗恋》在海峡两岸开放前的3月86日首映。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写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历史。

“包道一村”不同。那时,我看到军营村要被拆除了。我试图找出我是否能以戏剧性的方式拯救一段历史和一种生活方式。当时,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历史应该由历史学家来写,但最终这项工作落到了我们头上。但最终这是一部戏剧,而不是纪录片。

“金银岛村”的剧照

新京报:在拍摄《包道一村》时,你听到王伟忠讲述了25个家庭的近100个故事。现在回顾这些故事,它们还会对你产生影响吗?

赖声川:幸运的是,我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我太熟悉这些故事了。王伟忠讲的这些故事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他本人说,事实上,台湾从南到北的军事村庄的故事非常相似,因为时代的背景和环境非常相似。虽然我不是军营村的孩子,但我来自同一个时代,所以我对这个故事非常熟悉。有些故事更个人化。我记得一个叫“毛”的角色,他杀了我,但没有写进剧本。她的作业很糟糕(实际上,王伟忠的妹妹很糟糕)。这家人雇了一名英语老师。老师说话带有山东口音。她激怒了老师,老师告诉她父亲,“你的女儿,英语已经被带进门了。”(山东口音)

新京报:这些故事中有乡愁吗?

赖声川:当然有。我是一个大陆人,我们的集体记忆不同于大陆人。我自己的家庭也是如此。当我还是个住在美国的孩子的时候,我深深记得一件事——我父亲的乡愁。我在《桃园单恋》中写道,江太太说江刘斌很奇怪。她用台语说,“他不会喝我做的茶。”她宁愿泡一杯茶,坐在窗前,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在《桃花源单恋》的剧本里,他当然想到了云,但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拍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看见我父亲泡了一杯茶,坐在窗前。此时我真的不敢碰他。就像剧中的台词——我不敢碰他,我儿子也不敢碰他。因为他的想法太复杂了。

桃园单恋的剧照。

后来,我长大了,表演了《桃花源》,两岸也开放了。我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妈妈去中国大陆探亲了。我母亲的家庭非常亲密,但她几十年都不能见面。这也出现在我的剧本里。我根本不是自传作家。我不会把自己的事情当成问题。有些创作者写下了他们关于自己或家人的第一部作品。这种创造有点像斯特林堡的“驱魔”。他写剧本的目的是驱除他内心的恶魔。我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作的,但是我私生活的片段会出现在剧本里。

例如,在《今夜谁来说相声》中,最感人的一段可能是《四郎探亲》。一个角色说他的父亲从亲戚家回来了。这个人瘦了一圈,他的脸看起来轻松而沉重。这很容易,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它很重,因为他没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也是我母亲探亲回来,我去桃园机场接她时的感受。她放下了她期待了几十年的最沉重的负担,然后变得有点空虚。

02

身份和归因

我的生活充满了超现实的组合。

新京报:你谈到了你家人的乡愁。你有什么样的乡愁?

赖声川:我自己也很好。我出生在华盛顿,7岁搬到西雅图,12岁搬到台北,24岁搬到加利福尼亚。我一直在换地方。我的乡愁是多样化和跨国的。我是一个“世界人”。我作品中90%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但写作方法可能不同于其他创作者。

新京报:所以你不强调“归属”?

赖声川:当然,应该强调一下,但是我年龄越大,我就越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人造的,很多标签都是人们创造的。除了标签,我认为我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有很多观念要树立。只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我才能成为一名中国人。

新京报:在跨文化环境中长大,你有没有想过我是谁?

赖声川:当然,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改变环境会更加困惑。我的问题和平解决了。12岁时,我回到台湾读初中,并计划三年后和父亲一起出国。但是我父亲去世了,所有的计划都改变了。那些年,我能够在台湾呆很长时间。一旦我停下来,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情感也由此而生。这片土地是中国的土地,有着中国文化的底蕴。包括我的朋友和我们相处的方式,我相信我属于这里。否则,我不会写这些东西。

赖声川的创造力:赖声川版:乌托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京报:谈到你在美国的生活,我想你在微博上提到过,你在美国的童年朋友,一个中国外交官的儿子,一个富有的美国人的后代,和一个古巴难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现在听起来像个童话。

赖声川:哎哟,你们都记得,我忘了(写了这个),哈哈。是的,非常有趣。那时,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充满了超现实的组合。我的生活一直是这样的。例如,我妈妈,你看,赖妈妈今天能做灯罩,不是这个(指着她旁边的灯罩),这太糟糕了,她能做那种丝制的非常漂亮的灯罩。那时,在美国很少有中国人。有一万个母亲。她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人。当她到达美国时,她就像一个难民。她没有语言,需要工作,所以她开始制作灯罩。然后她把灯罩卖给了白宫。后来,我妈妈和她一起做了灯罩。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超现实的。生活被放错了地方。一个人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因为当战争来到一个叫美国的地方时,生活有点悲伤。她的生活重心不可能是制作灯罩,但后来她靠灯罩谋生。这难道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吗?我从小就一直在观察生活的荒谬。也许“荒谬”也成了我戏剧的主题。

新京报:你想通过你的作品抵制“荒谬”吗?

赖声川:我没有反抗。我能忍受。荒谬难以抗拒。作为一个剧作家和“人”,你想知道为什么荒谬会发生,就像美国经常发生枪击案一样。你想知道为什么枪会碰到这样的人。如果你的头脑更多地用于观察事物的原因和结果,你可以慢慢地理清一些真相。至于荒谬,你很难改变现状。有时候改变人们的心比改变制度要好。

03

赖导演和赖作家

有人问我《梦的梦》是从哪部外国小说改编的

新京报:你是怎么成为剧作家的?

赖声川:我非常想出版这部电视剧。我希望通过这九本戏剧书,人们会逐渐知道我不仅依赖导演,还依赖编剧——我是一个剧作家,我碰巧指导了这部戏剧。

当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实际上被训练成了一名导演,因为我没有材料,我被迫在下班后开始写电影剧本。当我第一次从加州回到台湾教书的时候,我没有材料可以教。戏剧已经被忽视很多年了。那时,我们不能看曹禺和老舍。当时,外国剧本的翻译也很少。1983年,它接近于零。当时有《等待戈多》的译本(在台湾被翻译成《等待戈多》)。它的不准确性可以用“荒谬”这个词来描述。它也出版了,但都错了,都错了。有些人用那个剧本表演过,但每个人都不明白。剧本本来就很难理解,你的翻译仍然存在问题。

后来,当我导演《等待戈多》时,我把它叫做《等待狗头》。当人们问我你在哪里变了,我说我什么也没变。就像这样,很容易理解,也很有趣。这是喜剧。(注:赖声川翻译的《等待戈多》得到贝克特家族的认可。)戈多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博士毕业是“等待戈多”,然后我于2001年在台北完成了这部戏。

新京报:为什么翻译成“等待狗头”?

赖声川:为了拉近和观众的距离。戈多是谁?不知道。你要说果陀,又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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